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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弥补的裂痕–欧洲人眼中的疯狂美国(附图)

就在“9·11”事件爆发后,欧洲与美国一样悲伤、愤怒,他们一同悼念死难者,一同发誓要惩罚,并全面配合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

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问题上,欧洲最主要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的态度截然相反,法德反对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要求美国在联合国决议框架内行事;

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欧洲大陆更强调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不再盲目听任美国支配;

以法德为首的强调欧洲本土利益的声音日益强劲,他们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美国的“入侵”,他们希望美国知道,欧洲人有自己的道路要走,美国无权再对欧洲的每件事情发号施令。

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爱恨交加。欧洲说,美国太狂妄,美国信奉的霍布斯的弱肉强食哲学与我们格格不入;美国说,欧洲太懦弱,欧洲康德哲学的道德能让世界真正和平吗?这样的价值观分歧让这对曾经的盟友之间裂痕越来越无法弥补。

这是一个舒适的私人聚会,聚集了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城中顶级精英,聚会主人是布鲁塞尔的首席建筑师。美国金融服务公司董事长、比利时美国商会会长利奥纳德·斯克兰克参加了这次私人聚会,他身边坐着的端庄女士奥纳德被认为是比利时最富有的人之一。悠扬的音乐在房中回荡,人们轻声地聊天等待开餐。坐在奥纳德身边的那位女士突然冒出一句:“9·11事件对美国人的打击也许是一件好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教训。”奥纳德马上大声说:“该死的,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死了3000多人!”对于奥纳德来说这个小插曲的寓意十分明显。奥纳德说:“她只是在重复她听来的说法,真正的问题在于她每天接触的人中有90%同意这种说法。”

布鲁塞尔宴会上的那位女士可能属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但这些天来欧洲的每一个阶层都害怕发生战争,他们厌恶美国数十万军队开赴海湾备战攻打伊拉克,厌恶美国崇拜乔治·W·布什,厌恶美国又在做自以为应该做的事。对美国欲攻打伊拉克的反对呼声只是欧洲人反美情绪的最新催化剂;随便问问一个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将会得到令人吃惊的回答,欧洲人讨厌美国文化、讨厌美国在经济领域上的统治地位,讨厌美国的骄傲自大,美国人思想的偏狭和僵化、美国人对全球暖化、世界贫困和巴以纠纷等问题的愚昧和盲目认识。

9·11事件发生后,出于同情欧洲人曾说:“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对美国遭受的悲剧是一片同情。

不要说与美国一直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就连时常同美国闹点摩擦的法国也是如此,希拉克总统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随后又第一个去访问美国。法国《世界报》总编科罗巴尼当天表示: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当时欧洲民众确实表达出一种与美国人民休戚与共的感情。欧洲民众毫无保留地拥护政府支持美国进行反恐战争。

但是随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变本加厉,特别是提出“邪恶轴心论”,使得美国在欧洲得到的同情丧失殆尽,欧洲人开始觉得,美国完全是一种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形象,而不是受害者。

一位在欧洲的资深美国外交官指出这一次欧美之间不是贸易分歧,而是价值观分歧。正是这个分歧让这对曾经非常亲密的盟友成为历史。

“9·11”事件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倾向日益突出,如美国单方面终止1972年美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强行推进NMD;单方面退出京都协议;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制约;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巴以冲突中布什政府放弃了克林顿政府的立场,转为更明目张胆地偏袒以色列。

美国保守派认为,这种分歧让两者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回头的地步:美国信奉的是霍布斯的弱肉强食哲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而欧洲信奉的是康德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深深地打上道德的烙印,讲究公平和理性。美国认为实行多边主义是软弱的表现,能挑头搞单边主义才是强人的表现。这种分歧在美国看来是“欧洲懦弱”。

这种感觉并不是单方的,美国和欧洲都认识到了嫌隙。曾比布什最亲密的朋友布莱尔更加亲美的英国保守党前内阁大臣,最近在一次午餐聚会上形容布什为“令人恐怖的”、“无知的”、“一个坚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的人”、“像一个手拿已被拉开引信的手榴弹却到处跑的孩子”。

“我们现在生活在基督教和教新一代的争战中,布什是新基督教的极端主义代表,本·拉丹是新教极端主义的代表。”

随便听听欧洲人对美国的抱怨,经常会听到用那个“有毒的德克萨斯人”来称呼布什,这个称呼是一个美国外交官给布什的外号。布什总统处理美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让许多欧洲人不是非常厌恶就是感到奇怪,例如:美国的文化、过分崇尚基督教、反对堕胎、狂热爱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份世界性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明显比欧洲人传统,这种价值观与印第安人和土耳其人的比较接近。

欧洲人最讨厌的是布什的骄傲自大、强硬的语气、在演讲中经常借用上帝,这些是布什在美国遭遇9·11事件后逐渐养成的习惯。巴黎的政府官员德科瑟伊说:“我们这从来没有人用布什那样的口吻说话。”

位于巴黎的国际关系研究和调查所研究大西洋两岸关系的专家皮艾尔·哈森纳说,“‘我们是正义的化身’,这样说简直是废话。毕竟,谦卑是人类的传统道德,给敌人戴上邪恶的帽子并赋予自己正义的使命是不道德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恩哈德·西德巴德特说,如果将战争放到道德的领域讨论,“欧洲认为这种说法是美国有意将强权掩盖在邪恶和正义的区分之下。”德国外交部德美关系研究员简单地说:“美国的自信显然比我们要强很多。”

随着攻打伊拉克这一场并不受欢迎的战争的逼近,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埋怨和愤恨明显增长。这对同盟之间目前保持着的仿佛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平静。其实,真正让欧洲感到担心的是日益甚嚣尘上的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倾向。英国一位议员公开宣称,“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让世界感到担忧,日益被视为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不是别人,而是布什”。

在欧洲,对美国的厌恶一天比一天强烈,法国最畅销的书是《极度可恶的骗子》,而在英国最畅销的书是《为什么人们讨厌美国》。反美运动的队伍里甚至出现美国人自己的身影,美国批评家迈克尔·莫尔就是其中一员,2001年他写了一本书《愚蠢的白人》,结果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到现在正进行第31次印刷。然后他盯上了美国枪械文化,按他自己所说他的纪录片新作《科伦拜恩的保龄球》,是对美国畸形的灵魂所作的一次研究。

一位年长的美国外交官说:“欧洲的反美情绪正在急速上涨。”一名英国官员说,美国除了武器核查以外再没有更好的理由向伊拉克开战,而美军向海湾地区军事集结的还在一步步进行,“人们变得特别躁动不安。”

生于法国的吉恩·本杰明神甫,也是意大利知名音乐家,用音乐来反抗布什政府。本杰明神甫的小说《瞄准伊拉克》第一次印刷出版在3个月内就卖出了1万本,现在又在赶印第二版。本杰明还创作了一首流行歌曲《总统先生》,意大利的电台经常播放这首歌,“嘿!总统先生/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是华尔街、议员和跨共公司的奴隶/英国人的税收到了美国人的荷包/为了消灭一整个民族/去统治伊拉克和库尔德人”。

上星期,美国和英国继续讨论对海湾的调兵遣将,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贾维尔·索拉纳警告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萨达姆研制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欧洲“很难”支持这场战争。欧洲三大国的领导人也被夹在两股强大的势力之间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国家的公众反站;一边是坚决要颠覆伊拉克政权的美国。

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德国人比例一直在70%到80%之间,德国总理施罗德竞选连任时就向公众保证德国不会出兵帮助美国“倒萨”。德国是美国在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盟友,施罗德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让布什非常失望,这导致了美国和德国关系恶化。而柏林的观察家认为施罗德此举简直不可思议,一直想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德国竟然会对美国投出反对票。

有分析人士因此指出,大选之前德国政府作出反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决定,其内政方面的考虑比外交方面更多一些。施罗德在社民党动员大会上就说了,德国是个有自信的国家,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德国都将走“德意志道路”,不会效仿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施罗德的这些话显然是说给选民听的。

法国总统希拉克虽然公然宣称反对美国越过联合国对伊动武,但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手。希拉克曾说过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法国一定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避免异常中东地区所“不需要的战争”。此话一出,引起多种猜测。有说法国将对美国提案行使否决权;有说弃权;还有说是暗示法国将参与对伊动武。但不管怎么解释,这话就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也是说给阿拉伯人听的,法国给自己今后的行动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活口。

上星期,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即使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美国攻打伊拉克,也仅有15%的法国人同意法国参战。到现在为止,希拉克的动听言论还暂时可以安抚法国民众,但是这是不能长久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分析,“希拉克和他的同伙深信如果法国以后要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我们就必须和美国在同一边。”而如果希拉克真的因为种种原因站到了布什的身后,那么他的选民和支持者将会有被背叛的感觉,而且还会责备美国“欺软怕硬”,同样也会这样责备他们的领导希拉克。

而布莱尔在自己的工党内部仍不遗余力地支持布什攻伊,上星期布莱尔警告联合国核查小组应该竭尽全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他还在一次演讲上长篇大论地讲述反对美国的坏处,布莱尔称之为“愚蠢地放任”。但是布莱尔也装模作样地对华盛顿提出建议,“人们倾听美国的声音,并且同意美国,但是人们也希望美国能够听听他们的声音。”

在攻伊问题上,布莱尔对布什亦步亦趋。但在中东问题上,布莱尔有自己的打算。布莱尔已经发现布什对中东问题的冷漠观望态度,因此布莱尔曾在对英国外交官发表讲话时,呼吁美国“对除反恐和伊拉克之外的其它事务予以同样的关注”,言下之意就是美国也应真正致力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但美国仍然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暧昧态度。英国倡导召开的中东问题多边会议,也因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代表参加而未能如期召开。在布莱尔的一直坚持下,会议14日终于在伦敦召开,可是巴勒斯坦代表只能通过电话会议参与讨论。

像其他欧洲领导人一样,布莱尔深信未能成功解决巴以问题,导致国家认为,不论是反恐战争还是对伊开战都是为了向世界挑战。

布莱尔上周发表演讲含蓄地谴责布什对巴以问题的漠不关心,他说:“如果不能出现真正的力量来带领世界持续和平,那么无辜人们的未来还会被侵扰。在我们消灭老成员的同时会以最快的速度吸收新成员,除非我们去主动争取那些倾向中立、容忍和理性的人。”

在欧洲国家眼中布什的另一大难以容忍的外交政策就是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归入“邪恶轴心”。不论这种说法是基于什么理由,“邪恶轴心”这个词将几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混为一谈在欧洲看来是不妥当的。

布什要攻打伊拉克的最根本说法是,萨达姆实在是坏得无可救药,因为他使用化学武器、进攻邻国,并且长期以来致力研究核武器。朝鲜没有使用化学武器,但是朝鲜长期就和日本就“朝鲜绑架日本人”案纠缠不清,10日朝鲜发表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且称短期内要重新启动核反应堆。布什说谈判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恰当途径,许多欧洲国家要问,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伊拉克,而非要用战争解决呢?

欧洲认为答案就是:石油。根据调查,76%的俄罗斯人,75%的法国人,54%得的德国人和44%的俄罗斯人认为,掩藏在布什好战主义后的就是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欲望。而美国人,包括那些反对战争的美国人,则更加愿意相信布什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但是欧洲人不是那么容易欺骗的,欧洲不买美国的账。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关系调和组织领导克莱门斯·罗纳菲德说:“伊拉克从上次海湾战争攻打科威特后,就再也没有侵略别的国家。伊拉克这次对联合国核查小组非常合作。真正驱使这场战争的是经济利益——石油利益。”克莱门斯和他的伙伴们策划在德国组织一次全民抗议攻打伊拉克,还策划在欧洲各个国家首都组织联合活动。

欧美未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斗争将继续下去,使双方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一再受损,但不会动摇其根基,同时,欧美“冷战”期间那种“夫唱妇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欧洲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绝对不再“盲从”美国,而是勇于与美据理力争。可谓欧美“斗而不破、合而不从”8个字概括大西洋两岸关系未来之走向。

“如果美国单独行动,那他就是单边主义者;但如果美国要拉上些盟友,人们还是会在后面亦步亦趋。”——布莱尔

那些经历过一些岁月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可能会说:不要再互相抱怨了,我们以前也曾这样。

过去欧洲和美国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而且双方经常发生纠葛。从英、法、以联合对埃及的发动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到里根总统上台后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欧美一直纠纷不断。

其实就某些方面来说,目前的欧洲和美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程度前所未有。双方之间商业渗透的程度、年轻人横跨大西洋到对岸去学习和工作的人数、迪尼斯大众文化的传播等等,都比以前更加频繁和广阔。这种文化的交换十分微妙:尽管双方都在互相影响,但是美国的观点影响的力度和范围更大更广,欧洲人在享受美国好莱坞带来的乐趣同时又在愤恨它的存在(不管美国流行文化多棒,它造成的过于广泛的影响都为它带来反面效应)。总的来说,在欧洲的许多地区,美国既受欢迎又被谩骂,这种充满矛盾的色彩非常鲜明。

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国曾经是受美国强权压迫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但法国和美国尤其相像:都相信自己的国家被赋予独特的使命;都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情绪;都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法国一家调查机构负责人史蒂芬·罗兹斯称,“法国其实也希望将自己的价值观带给全世界的国家,就像美国现在所做的一样。但是法国也看到了美国利用自己的超级强权,并没有为全世界的利益造福,而是只给自己国家带来利益。”当然,也由国家认为法国其实也是一样。A?

一个和平委员会的负责人日纳托·马蒂诺,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美国的独断专横,“权力是一种诱惑。房内有一瓶酒,而只有你一个人,你就忍不住会不时地去喝一口酒,而到最后你必定会酩酊大醉。同时你完全忽视了那些可能只想要喝一小口的人。”

对欧洲而言,当美国开始用“你必须做出选择,服从我或反对我”的方式对待欧洲后,双方的盟友关系就开始渐渐结束。法国广告协会常务董事,58岁的杰克斯·比利认为:“不论双方在外交和国家战略方面有多大的争议,底线是我们还应该共同分享利益和目标,”基本上来说,欧洲仍然认为美国毫无疑问是这个世界的领袖。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比利认为,“美国看起来根本无法接受别的想法存在,即使其他人的想法合理也合法。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互惠互利了,我们做许多事情在美国看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只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去做而已。”一名地位较高的英国官员说:“欧洲不满美国的强大力量,在文化、经济方面的美国的成功。”但一名捷克外交官认为布什的嚣张只是反映了事实,“当你非常强大了,你很难约束自己不使用强权。”

上周,布莱尔发表讲话试图再次“劝阻”布什政府“老子天下第一”的观念,这些东西已经使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布莱尔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放开眼界更多关注世界的贫困问题,关注世界的反应,让美国和英国所持有的价值观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使世界接受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人权、法制理念以及民主观点”。布莱尔还指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只有“通过公正、平等和合作……否则,世界上其他国家将认为我们(美英)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他们(强加)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布莱尔这番话的潜台词很明显:乔治,这些话本来是该你说的。

除了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造成的这些紧张之外,欧美关系其实一直以来都处于徘徊状态。欧洲人喜欢美国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是这一比例依然很高:德国达到了61%、法国达到63%、意大利达到70%,在英国更是高达75%,而俄罗斯则升高了24点,达到61%。即使那些在大街上高呼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批准就打击伊拉克口号的群众(比如去年11月意大利佛罗伦萨50万人反美)中,喜欢和推崇美国的人也不少。乌比诺大学现年33岁的讲师/研究员卡特琳娜·多纳蒂抱着自己1岁半大的孩子参加了佛罗伦萨的,但她承认她“热爱美国”,而且“美国人能够用自己的逻辑推翻欧洲人坚持了几个世纪的教条和恶习,而欧洲人自己不具备分析和批评的能力。”但面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多纳蒂还是忍不住愤怒想表达一些不满。

大西洋两岸的首脑人物都意识到双方之间的分歧可能带来的危险,并且努力消除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双方希望能够有一个讨论的环境,以便消除分歧,并把危害欧美关系的影响降到最小。

英国保守党的幕后领袖迈克尔·哈沃德已经把“大西洋合作关系小组”的规模扩大,这个小组专门招募欧美的资深人物,为欧美关系出谋划策,哈沃德说:“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有这么一个讨论的环境,以便消除分歧,并把危害欧美关系的影响降到最小,这样做的重要性很大,不仅关乎到欧美关系,也关乎到世界的各方的关系。”

同时华盛顿方面似乎注意到欧洲的不满情绪,也很配合,尽量不弄出什么事端来。不管怎么被妖魔化和讽刺,布什在去年11月北约峰会上的演讲还让各国的首脑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跟各方的沟通也很到位。

首先,布什要处理好伊拉克问题,他要走哪条路,在欧洲人眼中意味着美国是要选择领导这个世界还是选择与国际社会合作,从长远来看,由于非欧洲裔移民只会越来越多、而美国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向西南地区,美国对欧洲的关注度只会越来越低,而欧洲自身也越来越“向东看”,加快了欧盟东扩的步伐,不断吸收新成员,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张。

其实,盟友关系就像家庭关系,随着成员的越来越“大”,争吵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也有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造成了威胁和仇恨,有时候古老的决斗方式要比平心静气的说理受欢迎得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智者都会告诉你,要保持家庭和睦,各成员就要经常谈谈。

对欧洲人来说,美国是一个躲在傲慢自大和无知的堡垒里的国度,美国需要向世界敞开心扉€

欧洲是美国最传统和最大的盟友,同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使得它们总能保持同步行动。然而,随着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日益稳固,它为了实现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必定会损害其他国家甚至牺牲盟友的利益。因此,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裂痕就出现并日益加深。我们在这里刊登了一名欧洲人对现在美国的政策、文化和社会的看法,从中不难看出欧洲人对美国的不理解和对自身的自豪感。虽然本文的看法并不表示欧洲与美国有了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但也可以看出欧洲与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各自的利益追求使得双方的冲突不断发生。

欧洲人曾经将美国看作是一个魅力与迷惑的混合体,现在,欧洲对美国的怀疑与时俱增。一个为自己的经济成就而无比自豪的国家怎么会有那么多极其贫困潦倒的人?一个坚持不懈追求法治的国家怎么会总是游离在国际组织和各项国际协定、法律之外?一个世界的民主政治为何掌控在少数富人集团的手中,并为其利益服务?对于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为何一个创造了如此丰富多彩文化和巨大物质财富的国家,法律对它来说会变得如此没有约束力?”

以“9·11”事件为分界线,美国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由充分包容转变为敌视,现在轮到欧洲人要求美国不要“闭关自守”了。

我可以列举出满满一页纸的美国人的姓名,他们有力地影响着我,给予我殷勤的款待,并教育着我。他们的表现使我对美国充满钦佩:这个国家充满不断创新的思想,它总有信心将事物改变得更好。那就是我于1978年至1983年期间居住过的美国,我曾非常享受在那里的生活。那时的美国拥有一种法治的信念,这种信念使得美国人只相信“文化、种族、宗教多元化”对美国的发展所提供的充足养分,而不是认为这些“舶来品”是“异端威胁”;这种信念使得美国拥有充分的宽容精神,欢迎来自全世界的不同思想,并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但自从“9·11”事件之后,这种宽容的信念已被“怀疑”所取代,美国变成了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只通过美国特有的犹太人形态的翻译来衡量一切外来事物的国家,它被加上了一道“部落的大门”,这道大门的自我防卫性相当强。为了将“其他(人或事物)”拒之门外,美国开始消除其社会里固有的多样性的社会阶层网,其社会变成了单个人的随意而杂乱的集合体。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偏执而孤立。

上述种种确实不应是任何一个人所梦想的美国所该具有的;这是一种终极手段,而不是任何人的选择。对于上个世纪美国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哲学方面的新贡献来说,美国出现的这些变化尤为讽刺。在那段时期,由于没有受到欧洲人那些势利思想的阻碍,美国的思想家们进步速度飞快,他们勇敢、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坚定地用公众语言作研究和发表意见。但不幸的是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媒体产业获得飞速发展,对一些简单故事和琐碎新闻的关注度超过了其他事物,媒体只注重如何为人们提供娱乐。作为这样发展的恶果,美国真正的财富——原创思维和精密的思想被大大浪费了。

美国信仰正统派基督教的势力和大的跨国公司充斥着政治舞台,其领导层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傲慢令欧洲人十分反感。

美国人这种目光短浅的思维,由于在政治舞台上的淡出而更趋恶化。事实上美国媒体漠视,使得从美国对自身文化的反省批判中退了出来,并日益边缘化。人士看起来已满足于对瑜珈术和性的研究,这就使得美国信仰正统派基督教的势力和大的跨国公司充斥了政治舞台。教会与政府的分离看起来也遭到了破坏。政治演讲在各种说教方式中占了支配地位,就像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促进美国人的“家庭价值观”,就是通过演讲向外传播的,他还通过演讲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不爱美国。布什说的“你们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简直不像是美国总统发表的讲话,反倒像一个狂热的教极端分子说的“黑话”。

当欧洲人对美国发出如此这般的批评时,美国人一定认为他们是出于嫉妒,那种“他们想得到我们已经拥有”的思想会自然涌现于美国人的心头,美国人还会认为“如果他们(欧洲人)得不到,他们一定会阻止我们得到”。但是每个人都想要美国人已拥有的东西吗?这个嘛,欧洲人只想要这些东西中的一部分,却不会要剩下的那些东西:比如一直高企的暴力犯罪率,经济上的种种不平等,功能性文盲,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以及本国的毒品泛滥。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公然宣称,美国是“人类前进过程中惟一幸存的典范”。或许一些美国人会认同布什的这种自信,但其他美国人和所有欧洲人却将布什的表态看作由于无知而产生的笨拙的傲慢。

欧洲人更关注整个社会里大多数人的成功与进步,美国则更强调竞争,强调“适者生存”,这令欧洲人认为美国社会孕育着较大的动荡与危机。

欧洲人更趋向于关注免费的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失业者的利益,社会住房供给等诸如此类的人类前进过程中更应关注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利他主义,而且是一种谅解,一个社会中如果有着太多的失败者,将会伤害到社会里的每个人。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有一个保障网络总好过由于失败事件而产生愤世嫉俗的低下阶层。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些想法意味着社会主义,庞大的政府和保姆式的国家。就算这样又怎么样呢?结果是:欧洲的持枪犯罪率和杀人案件更少些,贫穷人口更少,生活质量比美国要高,这些都使欧洲人感到很诧异,为什么美国人不想得到欧洲人已经拥有的东西呢。

美国常常将“美式道路”看作惟一道路,坚持认为它的自由市场达尔文进化论是“人类社会前进”惟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当人们在无情而残酷的达尔文进化论所奉行的“竞争”中深受其害时,他们不该停下来想一想,是否该多考虑一下共同利益和分享生活呢?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强权大国,它可以筑起足够高的围墙保护自己不受21世纪里种种烦扰的纠缠,它可以安枕无忧。但这里有一种比上述方法更好的安全形态可以为美国所采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再次结合,不要与它们断绝联系;停止制造敌人,开始发展自己的朋友。也许这么做将要求美国采取与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帝国不同的行事方式,但那不正可以表示美国与以往帝国的不同之处吗?

欧洲人对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人自然也看欧洲不顺眼。虽说两者是“表兄弟”,但到了关系自身利益的时候,“表兄弟”又如何?照贬不误!从以下刊登的一名美国人对欧洲的看法,可以得知美国人对欧洲的不满正在日益加深,表面上和睦相处,实际上却勾心斗角。

任何在欧洲呆过的美国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景——通常在晚上11时,与客人们享受完波尔多葡萄酒后,邀请你的这位欧洲朋友眼睛就开始变得有点呆滞,眼珠子盯着餐桌缓慢地转动,直到你开始注意到他愤怒的言论。然后,他就开始炮轰美国现有的外交政策和美国,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是个牛仔到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到美国的死刑制度再到安然的经济丑闻。当然,这是欧洲人的传统,但是当你听到曾经在“9·11”后从巴黎打来电话慰问,并抽泣着要跟美国同甘共苦的人这样数落美国时(就像我最近所听到的),心里当然会感到不舒服。

“9·11”后的片刻团结未能使欧美真正走到一起,反美情绪依然高涨,欧洲人已经开始质疑美国曾经繁荣的民主制度。

是什么促使欧美之间的团结发生了变化?“9·11”后,欧洲各国首都的美国大使馆前摆满了悼念的鲜花,德国举行了悼念音乐会,欧洲大陆进行了3分钟的默哀,这种团结都到哪里去了?这些现在看来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大多数的法国人和俄国人都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他们认为美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借口来攫取伊拉克的石油。一个财政纪录极度糟糕的德国官员因为在每一驻足点都嘲笑美国的自大傲慢而得以连任。

欧洲人在“9·11”后致以哀悼的诚意是无可置疑的。但在这以后,欧洲人的转变却显得那么突然,那么强烈、那么集中以致我开始担心欧洲人反对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攻打伊拉克,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这就是我的意思所在。几十年来,无论是哪种意识形态的欧洲人都在质疑西方繁荣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经越来越衰弱,以至于不能保护他们了。当美国开始在阿富汗驱逐支持的政权时,欧洲面对着的是,它的盟国正在做一些欧洲自己不会也不能做的事情。这时,欧洲人就可以选择到底现在美国是不再那么衰弱了呢,还是不再像欧洲那么民主了。但是基于欧洲大陆的自我形象,相信这个选择不难做。

欧洲人强烈反对经济全球化,认为美国将因此成为垄断者;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其实是一群爱吃白食而又满腹牢骚的人,他们容不得欧洲人对美国品头论足,他们觉得欧洲人总是给美国带来麻烦。

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使欧美两块大陆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人从来都不支持对全球化的批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像法国那样起伏不定的罢工潮或是德国脓疮般的失业率。在完美的市场逻辑下,欧洲反全球化分子抱怨鼓励专门化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将使美国成为西方军事防御领域的专家—专利者。有了专利权后的表现当然就会像垄断者那样目中无人,而美国的情况就是,不成比例地制造污染,到处仗势欺人,藐视欧洲在某些问题上的标准,如多边协商和死刑。而且在垄断的情况下,如果你恰巧看中了他们的产品,你必须用更好的商品去换。

美国人的观点是欧洲人其实是一群爱吃白食而又满腹牢骚的人。他们接受了卡内基基金会的防御战略家罗伯特·卡恩所说的“免费安保”,也就是由美国人在欧洲驻军并提供武器,保护欧洲大陆。如果欧洲人想在西方防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就必须付出代价,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少买那些垃圾的卡车或是去纤颤器或是歌剧院。所以当欧洲人在餐桌前做那些热情洋溢的评论时,美国人会怀疑他们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欧洲人对美国品头论足,颇有点“占了便宜还卖乖”的劲头儿。“欧洲人的麻烦是,每当遇到麻烦总是要向大西洋彼岸求援;而每当麻烦过去,又总是期望美国人能听他们来讲该如何治理美国。”这就是一个美国人对欧洲人的评价。

美国人在诸多方面都对欧洲感到不满,譬如政策、文化遗产,在美国人眼里,欧洲没有一样东西是在行的,却又自以为是。

但美国人却不仅仅是说到做到那么简单。我们会不断地改变战后欧洲人一贯的反美思想。我们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一部分,即使其中有些必要却丑陋的行为,但是欧洲人却居住在一个肤浅的世界里,只是居于历史的表层。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欧盟国家对于战略战术这些问题的概念比较模糊,因为她们的战略都是由那些沉溺于交易和金钱的当权者制定的。欧洲人比我们更重视身体上的快乐:他们为快乐而做交易,而且对他们的食物特别讲究(顺便说一句,他们的食物已经不再比我们的优胜)。从欧洲古老的观点来说,如果是“遗产”是根据家庭传统和宗教价值来判断的话,那么欧洲人已经不再拥有这些遗产。在美国人的眼里,在一个许多丁克家族的地区里根本就很难拥有家庭传统(欧洲国家每个妇女的生殖率是1.47个婴儿),在一个只有不到20%的人会定期参加礼拜的地区(欧洲),也很难拥有宗教价值。

但在美国人内心深处埋怨的是,欧洲人幼稚又粗野,这又一次颠倒了老欧洲人的观点。欧洲人要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找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来挑剔美国人,吓唬美国人的话,这非常容易。但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是欧洲人真正感兴趣的呢,这比她(欧洲)的业余爱好更重要。欧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拿出对伊拉克的可行计划?对中东的?对朝鲜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不再相信强权政治,这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问题是,战后的欧洲人觉得他们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美国的差异是,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特定的历史经验,而是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观。这就是乔治·伯纳德·莎所谈到的,他认为一个野蛮人的定义就是把他部落的风俗认为是法律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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